冯科《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契丹卷》出版(附:前言)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年:2021-8
页数:181
定价:128.00元
装帧:精装
ISBN:9787030690180
主编张久和,汉族,1963年生,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97年7月,在职攻读内蒙古大学专门史中国民族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亦邻真教授,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北方民族史、内蒙古古代区域史、内蒙古历史地理等。
刘国祥,1968年10月生于内蒙古赤峰市。1990年8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2009年9月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王巍教授读在职博士研究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内蒙古第一工作队队长,东北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等。
著者冯科,男,2020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获博士学位,师从张久和,博论为《契丹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研究》。
契丹族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早在4世纪中叶便见之于史,曾建立契丹-辽政权。本书主要是对契丹族名、族源以及早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生活、对外关系、文化习俗等进行研究论述,以求呈现至今研究比较薄弱的契丹早期的历史面貌和发展脉络。
契丹族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自北魏时期见诸史籍。345年前后宇文鲜卑败亡,其遗落者有契丹、库莫奚共同活动在松漠之间。388年,契丹与库莫奚分背,走上独自发展的道路。约在10世纪初叶,建立契丹-辽政权,统一中国古代北方地区,并先后与五代政权、北宋、西夏等形成并存的政治格局。1125年辽亡前夕,一部分契丹人在耶律大石的率领下西迁,建立西辽政权(1124—1211);多数契丹人在女真人建立的政权下生活。随着西辽及女真-金政权的衰亡,契丹人继续在蒙古政权统治下,或融入蒙古族和汉族,或融入中亚、西亚地区的民族等。大约在14世纪,契丹作为一个民族逐步淡出史籍。
契丹在历史上开发了中国古代北方地区,连接了北方草原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沟通了东、西方文明,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实现了自身的不断发展,也因此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很多物质文化遗存保留至今,“因俗而治”等思想文化泽及后世。本书在梳理相关基本史料和学界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主要以916年契丹-辽政权建立之前的契丹早期历史作为主要阐述对象,并简略叙述了契丹-辽政权、西辽政权以及之后契丹人的发展流向。契丹早期的发展历程为契丹民族和政权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将契丹早期作为一个整体探讨,体现了民族史研究注重民族形成和初起阶段的探源意识。契丹与室韦的关系在《隋书》中记作“室韦,契丹之类也。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魏书》称室韦语与契丹语相同,可以说对契丹早期历史的研究有助于探讨室韦人即原蒙古人亦即蒙古族的族源问题。
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简要梳理有关契丹早期历史的基本史料和研究状况,第二章探讨契丹的族名和来源,第三章概述整个契丹的历史变迁情况,第四、五、六、七章则分别从政治军事、经济生活、民族关系和文化习俗等方面论述契丹早期历史发展状况。辽代《耶律羽之墓志》记载其先世宗派分出佶首和石槐,说明契丹人是将鲜卑檀石槐(石槐)和始祖奇首可汗(佶首)同列作为先祖追记。契丹人将其祖先追溯到2世纪鲜卑人的认识,与《魏书·契丹传》对契丹来源的记载并不矛盾。通过梳理史书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发现,《魏书·契丹传》关于契丹来源的记载是后出史书的源头,其文反映了契丹与宇文部的渊源。结合契丹在活动地域、风俗习惯、语言文化、人种等方面与鲜卑多有相同或相通之处,可以得出契丹应来源于宇文部中鲜卑人的判断。契丹早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不但继承有其来源民族——鲜卑的元素,也开启了契丹-辽政权的民族特质。政治军事上,契丹早期的部族长和部落联盟长等职务多是通过世选产生,尤其是遥辇氏联盟时期较为典型,且以三年为期更替,与游牧生产和生活相适应,初具行国政治的雏形,行营和捺钵的核心内容已经形成。这个时期的军政合一、兵民不分的管理体制也为契丹-辽政权所继承、发展。契丹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兼营渔猎业和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也随之缓慢发展。以畜牧业为主导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契丹人衣皮毛、食肉酪和毡帐为营、车马为家的生活习性,这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为辽代契丹人所延续。契丹人在与周边的交往中,多通过选择依附强大势力,游离于不同民族和政权之间,以达到趋利避害争取生存空间的目的,当自身力量强大之时,又通过联合、兼并周边关系密切的民族,壮大自身,以拓展发展空间。文化习俗上,通过吸收摩尼教和佛教等外来宗教,或是与本民族信仰的萨满教相结合以服务于变革,或用于安置俘获的汉人僧侣,稳定汉人思想等,其婚姻和姓氏相联系的原则为辽代所继承,形成了耶律和萧两姓通婚制度。
本人硕士生、博士生阶段的研究均以契丹-辽史为主攻方向,公开发表数篇相关学术论文,博士论文选题《契丹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研究》也与本书关系十分密切。这一系列相关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导师的精心指导和教诲。虽然我取得的这点成就得到学界一定认可,但是作为契丹史的一名后学者,我也认识到自己在理论水平和专业素养上尚有欠缺。在本书付梓之际,希望诸位专家学者多多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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